文明问题的重要性

文明问题历来是国内外学界、政界、文化界十分关注的重大问题。从本世纪初达尼莱夫斯基、斯宾格勒、汤因比等人相继提出文明比较研究方法以来，文明和文明比较就始终是一个热门课题。然而，长期以来由于西方世界的兴起，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十分深远，整个世界仿佛就是西方文明为主流的社会。冷战后，由于国际格局的变化，这个问题显得尤为尖锐。西方一些理论家加强了文化战略研究，把文明问题与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结合起来，实际上为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。如亨廷顿的“文明冲突论”强调文化将是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，由于文化因素在全球秩序中变得越来越重要，整个世界正在进入一个“文明冲突”的时期。福山的“历史终结论”则宣称，西方自由主义的胜利是20世纪的根本性变化，冷战的结束实际上是以西方自由主义的普及为标志的历史的终结。另一些理论家更主张以西方文明为全球的“主流文明”，以西方的价值观支配国际政治。西方理论家中也有不同的观点，这就使得文明问题成为一个复杂的十分需加强研究的重要课题。

从学术的角度看，文明问题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。近几十年来，文明和文化问题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都受到特别的重视，成为研究的“热点”。如哲学研究重心向文化问题的转移，“新文化史学”的兴起，人类学对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影响的加强，各种文化思潮，文化理论的相继问世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6届大会（1991年）决定建立一个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，负责起草一份关于文化和发展的国际报告，如此种种无不说明：文明和文化问题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。这并不是偶然的，而是有其历史的、现实的、社会的根源。其中重要的一点是，国际格局的变化，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全球性问题的出现等，从各个方面把人本身的价值和命运，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，十分尖锐地凸现出来，迫使人们去反思，去探索，特别是从理论上去思考。因此可以说，文明和文化问题研究热潮的兴起集中反映了对人的关注，对处于不同文明背景、不同文化环境的人们的命运的担忧和思索。

《世界文明大系》总主编汝信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。